冬日菡萏

——小煮红楼著作《来自情天，去由情地——细说尤三姐》

（一）

中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学家曼素恩先生曾指出，盛清社会的性别制度就是围绕着封闭女性而建立的。一个家庭受人尊重与否，是由这个家庭的女人是否有贞节而决定的。把女性封闭在家的那些界限界定了当时的社会等级——最上层的是那些远离大众视线，终身生活在高墙和屏风后面的闺秀和太太们。其他家庭的女性效仿她们，而那些没有效仿的女子，社会地位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用这一理论去分析《红楼梦》的故事的话，就不难解释尤老娘自己的再嫁，以及她没有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完美地幽闭在闺房内，如何严重地损害了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。

然而仍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：贾府中的女人也并非都是以贞节闻名的，否则柳湘莲又何至于嘲讽宁国府只有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呢？宁国府女人的臭名对于贾家的权势和地位又似乎没有明显的影响，这又怎么讲？

我认为当时的社会等级图形似乎存在两个相互重叠的体系：一个肉眼可见的身份金字塔，以及一个隐形的伦理金字塔。

如果要客观全面地分析一个家庭或一个女性的地位，我们最好把二者拆开来看。

身份金字塔包括家庭的官爵、职业、财富这些政治和经济条件。虽然《红楼梦》写作的时期社会流动性较强，阶级壁垒不复从前，家族命运骤升骤降的事件时有发生，但短期内一个家庭、一个人在社会身份金字塔中的地位通常是相对稳定的。

一个人在伦理金字塔中的位置则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的辈分、嫡庶之类伦理地位，也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忠、孝、节这些社会道德规范。

社会身份和伦理地位之间的确是可以相互影响的：

有身份、有实力的家族往往更有礼制的基础，例如他们可以利用豪宅庭院在空间上将男女分隔开来，例如他们的女孩子不需要抛头露面到田间街头劳作来补贴家用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家族严重地违背了伦理道德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事，家族很可能受到惩罚而失去原有的官爵地位。

然而身份地位和伦理地位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独立性。

尤氏姐妹肉眼可见的“身份”算不上低微，她们本来应该是中上等门户的孩子，或许也属于士族阶层；异父异母的大姐虽然给人做了填房，终归也是个命妇。

然而在那个看不见的伦理金字塔内，她们却沿着一个奇特的夹缝，一直跌落到了最底层。

贾府的男人们有时亲切地称她们为"小姨"，有时心怀叵测地喊一声"嫂子"；有时奉她们为妻，有时又认她们作妾。归根结底，她们并没有在家庭伦理中获得安置，因此她们的地位始终任由他人去定义、去抹黑。

她们藏身于壁垒森严的宗法大家族背后那片幽长的阴影之中。

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导致了她们长期被人侵占，她们本质上和贾府豢养的家妓无异，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"娼妓粉头"罢了。

多年来尤老娘大概是一直这样装聋作哑，默许着贾府的男人们玩弄她的两个女儿。贾珍对她们母女三人提供的物质照料，何尝不是两姐妹的卖身钱！

就连贾琏安置尤二姐的地方，作者也取了个和宁荣街相对照的、十分暧味的名字：小花枝巷。

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尤三姐的实际处境时，

才有可能理解她如何能做到对于"闺范"的彻底无视和倒行逆施，

也才能理解她为什么在忠贞不二地爱着柳湘莲的同时，却长期和其他男人逢场作戏、艳帜高张。

（二）

古代的士大夫有为“奇优名倡”大开道德绿灯的传统。

从苏小小到关盼盼，身不由己却情比金坚的名伎一向是文人心头的朱砂痣，几千年来从他们的诗词中收获了无数深情的怀念和盛情的歌咏。

而红拂、文君的“道德瑕疵”也能获得原谅，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还常在戏曲传奇中大放异彩。

尤三姐就是和红拂、文君同类的人物。

当她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时，士大夫能够读懂她的文化根源，能够为她开启一个另类的审美维度。

然而当红拂、文君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会落得怎样的下场，才是《红楼梦》真正想要探讨的话题。

尤三姐之死告诉我们，文人士大夫们写在诗词戏曲中的红拂、文君，也只不过是另一种角度的"男性注视"之下，另一种形式的"第二性"罢了。

一个有血有肉的红拂、文君一流人物，在真实的生活中连活路也未必有。

也许，并不是传统割裂了士人，才令他们在为故事中离经叛道的奇女子击节叫好的同时，绝不肯放过现实中行错了半步路的好女儿。

也许，他们本就乐意被割裂出两套道德标准：

对于倡优的叛道，他们原本就是隔岸观火；

但如果家里的女人也有样学样，那岂不乱了夫权和父权治下的纲常人伦！

尤三姐不幸幼年失估，又摊上一个没什么原则的母亲，没受到太多教化和约束。因祸得福的是，她在家里可以肆意妄为，做出许多令大家闺秀想都不敢想的出格事，戳到了"奇优名倡"的审美点上。

然而，当她试图回归家庭融人社会的时候，却一定会被放回传统的道德框架中去考量：

她一定无法通过这样的考量，然后被社会规则的铜墙铁壁撞得粉身碎骨。

那么，世人对红拂、文君的歌颂和爱慕，又何尝不是叶公好龙呢？